2017年开始新一轮军队改革，经过六年努力，效果显着。我军的重装旅的数量，从5个发展到9个，再发展到22个，直至现在的29个，傲视蓝星。这背后

　　美国陆军部长以及相关院校论文的讨论，提出的东西核心简明扼要的说就是：巨大量多造炮，造好炮。美国陆军认为：现代化的装甲兵依然非常重要，依然是陆地战场不可替代的中坚力量；强调现代战争本质是炮战，炮兵在现代地面战场上的价值超越了绝大多数其他火力装备，战场上最多的人员伤亡与装备毁伤都是炮火造成的。至于什么无人机乃至空军，乌克兰战场证明了无人机在大国陆军的防空能力下，起到的效果远不如炮兵；而空军，北约对南联盟78天空袭，使用如此多的弹药杀伤的南联盟作战力量规模，对目前烈度并不算高的俄乌战场而言，那也就是一两天的损失量......

　　美国军方的研讨，或者说现在的欧洲局势与美国人的验证，都折射出一个事实：我军过去6年军改的道路，走对了；应对现代化战争的强国陆军建设上，我们成功抢跑且领先了。美国军方的观点是：中国人在过去几年当中的军改，完全能够被评判为全球在新世纪当中，最具有预见性，最具有成效性，也最科学和有战斗力的；做到了美国陆军目前真的羡慕的方向。

　　军改前，我军的身管炮兵大半还停留在拖曳牵引的时代，多是66式152与本质D30的96式122之类的上世纪60年代水平的旧炮。而短短6年之后，集团军炮兵旅当中的152已经不剩几门，基本被世界一流水平远程火箭炮、自行榴弹炮和卡车炮PCL-181给取代干净。与火力配套的信息化建设方面也走在了世界前列，而美军，信息化还可以，但是火力建设方面则被拉大了差距。

　　6年前，99系列不到1/10，6000辆坦克中有一半多还是我们的大59。现在，29个重装旅中只剩某头等主力师（已改旅）还有不到半个旅的59-2未换装。

　　提到头等主力师，稍微知道些军史的都知道指的是东野战史评出的东野最强的那个师——二纵5师，1949年番号为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三十九军116师。

　　2017年的新军改中，有着＂碟血先锋军＂美誉的＂红军军＂第39集团军为主体整编为北部战区第X集团军。往前追溯历史，第39集团军--第39军--东野二纵--新四军三师--八路军二纵（还有四纵、五纵、六支队等番号)--八路军115师344旅--红一方面军红十五军团。

　　关于这支英雄部队所辖红军单位的沿革去向，本文大致罗列如下（由于不能连载，就作为一个整体来写，虽一再压缩，但竟然13000字）：

　　1935年9月9日，率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的徐海东和程子华见到了特地赶来迎接他们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军委主席刘景范。他们不仅带来了刘志丹的问候，更证实了党中央、中央红军正在向陕北开来的消息。

　　9月17日，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永坪镇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由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

　　鄂豫皖红25军的历史沿革参看此前文章：八路军115师687团，源自哪支红军部队，首任团长张绍东叛逃始末

　　1927年10月，唐澍与谢子长等人组织领导清涧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唐澍、谢子长任正、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

　　1928年4月下旬，刘志丹、唐澍等领导了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暴动——渭华起义，1000多人的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任总司令，中共陕东特委书记刘纪曾任政治委员，王泰吉任参谋长，廉益民任政治部主任，吴浩然任军党委书记。

　　西北的兵运经过几十次的失败，锻炼和培养了革命骨干。1931年秋，陕北游击队和南梁游击队重组为两个支队，不久，为了解决军饷等问题，再次改编为陈珪璋师警备骑兵第二旅，由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兼参谋长。

　　1932年元旦，陈珪璋调来3个团的人马，围剿谢子长、刘志丹的队伍。谢、刘率部歼敌两个连，暂时摆脱了危险。这一仗规模不大，但把这两位陕北的红色领袖打开了窍。他们饱尝了一次次失败的痛苦，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总结：利用军阀武装，只能是暂时的，而且始终潜伏着危机，必须自己干。

　　1932年2月，陕西省委决定，将谢、刘所部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就此拉开了陕北农民革命战争的序幕。

　　1932年12月24日，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指示，在宜君县的转角镇成立了红二十六军。虽是一个军，但只有一个红42师，师也仅仅只有红2团和骑兵团两个团，500余人。

　　由于左倾影响，新成立的红二十六军被强令南下发起进攻，结果损失殆尽，最后刘志丹、谢子长仅收拢十余人。

　　刘志丹毫不气馁，从头干起，红军再次得到发展，先是组建了红三团，继而又组建了红一团、红二团、骑兵团。

　　1934年1月，杨虎城奉蒋介石之令纠集陕甘军阀，动用了8个团约万余人的兵力，分8路发动了对南梁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1934年7月，为了加强对陕北游击队的统一领导，中共陕北特委在安定县杨道峁村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贺晋年先后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总指挥部下辖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五等支队，共600余人。8月底，遵照中共陕北特委寺墕里会议决定，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撤销，红军陕北独立师成立。独立师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团。

　　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红军仅1300余人，在1对8的战斗中红军取得了胜利。到1934年底，经过艰苦的征战，在陕甘边的红26军发展到4个团，近3000人；红军陕北独立师三个团发展到近千人。

　　与对其他根据地围剿的套路相同，遭到失败后，蒋介石亲自赴太原和西安，联合陕、甘、宁、晋四省军阀，动用了5个师26个团共4万余人，兵分5路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针对国民党军队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1935年1月30日，中共陕北特委及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共同决定，在赤源县白庙岔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红84师由陕北独立师改编而来，任命杨琪为师长、张达志为政委、朱子休为参谋长。2月，根据陕北特委的指示，红六支队和红十五支队合编为红五团编入红84师为第三团，原红三团改为神府独立团（中央到陕北后改为神府独立师、陕北独立二师）。

　　反围剿进行当中，中共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谢子长因伤病恶化，于35年2月21日与世长辞，重担落在继任的刘志丹的肩上。

　　西北红军在刘志丹的指挥下，转战800余里，解放了6座县城，毙俘敌3000余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亲自策划的“围剿”。西北的革命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红26军、红27军发展到5000余人，红军游击队4000余人，保存了陕北这个当时全国仅存的红色根据地。

　　1935年7月，蒋介石又纠集了10万人马，自任总司令，对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正当反“围剿”节节胜利时，刘志丹迎来了从鄂豫皖长征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

　　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先后取得了劳山和榆林桥战斗的胜利。1935年10月19日，中央率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之后，就是被称为奠基礼的直罗镇战斗，国民党军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被粉碎。

　　1935年11月，中革军委恢复红一方面军和红一军团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红84师、骑兵团从红十五军团调出，由军委直辖。后84师恢复红27军番号，骑兵团则成为军委骑兵一团，以后发展为120师骑兵营，骑兵一师，陆军第八师。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主席曾讲过：“徐海东之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作成中央红军之向导……”1936年6月，“共产国际”的刊物发表的《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文章中写道：“徐海东的活动就好像做毛泽东部队的先锋一样，帮助毛泽东部队打通开往陕西的途径。毛泽东的干部军，因为先锋军的艺术，沿途并未遭受特别的困难和损失。”

　　红十五军团的两位灵魂人物，主席均给予了极高评价。徐海东被称为“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而刘志丹则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1937年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红十五军团改编为115师344旅，全旅6205人。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未到职，到职后为政委），参谋长陈漫远。

　　由于国民党给的是一师二旅四团的丙种师编制，决定以红73师编为687团，红75师编为688团，红78师分别编为两个团的2营。各部的具体编制情况为：

　　344旅进入到晋察冀后，部队得到了较大发展，八路军总部决定扩编部队，344旅增编一个团。旅长徐海东认为，红二十六军是一支老红军，应该有部队延续他们的衣钵，于是决定将这两个2营中原红26军的单位抽调出来，再补充一部分新加入八路军的游击队，组成一个新团。

　　1937年12月底，687团2营带5、6、7连调出编为689团1营；688团2营带5、7、8连调出编为689团3营。689团拥有6个红军连，团长为红78师第三任师长韩先楚（第一任杨森，第二任田守尧）。

　　组建689团后，344旅将旅警卫营主力（2.3.4连）与原二营留下的8连重新组建687团2营，344旅警卫营2，3，4连分别改编为687团5，6，8连。原留在687团二营的8连则改编为新二营7连。改编后的687团下辖13个红军连，具体为：

　　688团抽调688团1营4连，3营11连与原二营留下的6连重新组建688团2营，原3营11连改为2营5连，1营4连改为2营7连，原6连不变。改编后的688团下辖9个红军连，具体为：

　　1937年11月，344旅参谋长陈漫远（改编八路军前任红73师政委）调晋察冀军区，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解放后任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广西军区第一政委。

　　1938年4月町店战斗结束后，徐海东因伤病回延安治疗，杨得志任副旅长、代旅长，政委黄克诚。1938年6月，在空缺了半年后，韩振纪（37年11月前任687团副团长、政委，55年中将）从延安学习归来后就任344旅第二任参谋长。

　　红十五军团是很有“个性”的一支部队，此前关于344旅的文章有简单说到。杨得志本领很高，但是来到344旅后，遇到了黄克诚初来时一样的情况，明显有些水土不服。黄老的水平绝对高，最终融入了部队，成为了344旅新的灵魂。

　　344旅首任旅长、副旅长，建国后均为大将，旅长徐海东大将排名第二，副旅长黄克诚排名第三。徐海东晚年见到黄克诚，拜谢道：没有你，红25军的血脉传不到今天！

　　1938年7月起，344旅分别从688团、687团抽调部队组建了344旅特务团、独立团，进入冀鲁豫边区活动。1939年2月，代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旅直部分干部及警卫、工兵、炮兵各一个排，到达鲁西南。3月18日，将特务团、独立团及当地抗日武装合编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下辖5个大队，4700余人。至1940年4月，部队发展到1.9万余人。

　　1940年初，为进一步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中央决定派八路军主力一部南下，新四军主力一部北上，控制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地区，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创建新的根据地，以打破国民党把八路军限制在黄河以北，切断与新四军联系的企图。

　　1月24日，八路军总部指示黄克诚以344旅和冀鲁豫支队等部队组成八路军第2纵队，准备随时南下增援新四军，开辟新的根据地。第2纵队机关和直属队由344旅机关和直属队编成。左权兼任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杨得志任副司令员，韩振纪任参谋长，崔民田任主任，统一指挥太行山南麓的部队，下辖344旅、新1旅、决死3纵队、游击支队等。

　　1940年4月，根据总部指示，将新1旅（主要由688团扩编）留在太行山，黄克诚政委率纵队机关、直属队和344旅，于4月中旬越过平汉路进到冀鲁豫边的濮阳地区，与杨得志率领的冀鲁豫支队会合，统一合编为新的第二纵队，同时成立冀鲁豫军区，杨得志任第二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新成立的八路军第二纵队辖344旅、新编第2旅、新编第3旅、河北抗日民军第1旅，后冀中南下支队、回民支队等部编入冀鲁豫军区。

　　344旅由原344旅687团和689团扩编而成，下辖687、688、689团。刘震任旅长，康志强任政委，沉启贤任参谋长，高农斧任主任。机关和直属队从687团和689团抽调人员编成。

　　新2旅由冀鲁豫支队1、2、3大队编成，下辖4、5、6团。杨得志兼任旅长（后田守尧），吴信泉任政委，常玉清任副旅长，卢绍武任参谋长，李雪三任主任。

　　1940年5月5日，总部命令黄克诚率第二纵队344旅和新2旅分两个梯队南下华中。第1梯队由刘震、康志强率344旅687团、689团和新2旅6团，于5月中旬从定陶出发，6月下旬在新兴集与新四军六支队会师；6月上旬，日军万余人对冀鲁豫边区发动了11路大扫荡，第2梯队由田守尧、吴信泉率新2旅4团、5团和344旅688团，适时跳出敌人包围圈，第二天拂晓，黄克诚、韩振纪率教导营、警卫连与新2旅会合。

　　这时杨得志来电，要求新2旅参谋长卢绍武留下任2纵参谋长，并留下一支老部队4团。黄克诚同意了杨得志意见于是，卢绍武率4团返回冀鲁豫。

　　6月27日，接军委电令，黄克诚部5个团1.2万余人与新四军六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治委员黄克诚。

　　7月下旬，344旅（688团、689团）改为4旅，留归4纵队建制。黄克诚率新2旅（5团、6团）和687团到达皖东北地区，奉命与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新四军第6支队第4总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5纵队。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以一部坚持皖东北，主力挺进苏北。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副师长张爱萍，参谋长彭雄，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副参谋长洪学智。下辖第七、第八、第九旅。八旅主要由原344旅部队组成，而七旅则是由115师685团（原红一军团）发展而来。

　　黄克诚率部东进时，新一旅留在了太行，一部分344旅的红军单位也留在了太行；从冀鲁豫南下华中时，杨得志要求留下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新二旅4团留在了冀鲁豫；挺进苏北时，黄克诚把四旅（344旅）留给了彭雪枫的四纵。原344旅主力又一次分开。

　　皖南事变后，八路军四纵改编为新四军四师，四旅改番号十旅，下辖28团（688团）和29团（689团）。

　　1941年2月，顽军李品仙、汤恩伯部集中优势兵力对进入津浦路西的新四军四师发动大规模进攻，到4月下旬，在顽、日、伪夹击下，四师部队反顽失利，损失很大，军史上称为第二个“皖南事变”。黄克诚派韦国清率九旅增援，方才把新四军四师接应回路东。

　　上级派邓子恢任四师政委，总结检讨失败教训。原打算调彭雪枫任新四军参谋长，但彭雪枫决心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特意将各部的骑兵集结起来组建四师骑兵团，整顿部队，准备将来打回路西。1944年重返路西，形势大好时彭雪枫不幸中流弹牺牲，为抗战时我军牺牲的第二高级指挥员。此是后话，以后再写。

　　十旅在路西损失惨重，4500人的一个旅仅剩3200余人。还有一说法是1850余人，估计是撤出后最早的统计，未计算后续归队和收容人员，或者是撤销11旅33团，将该团1600余人补入而有3200人。旅长刘震对彭雪枫提出的“一对一”硬刚的打法有意见，在总结会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1941年9月，上级决定将有红军基础的部队集结在一起，三师九旅与四师十旅对调。至此，原344旅的主力重新集合在新四军三师，为八旅、十旅。

　　1945年9月，新四军三师发展到3.7万人，下辖7、8、10旅和独立旅四个主力旅，三个独立团。挺进东北后，7旅调出三师建制，与山东7师组成东野六纵，新四军三师整编为东野二纵，8旅、10旅、独立旅改编为4、5、6师。1949年2月全军统一编制，东野二纵整编为第三十九军。

　　1938年9月，李雪三率687团新2营第5，8连奉命留守晋豫边，后扩编为344旅独立团2营，后改编为115师教7旅19团2营。

　　5连与8连沿革为冀鲁豫军区警卫连和冀鲁豫军区19团2营8连。1949年2月改编时，原687团5连为二野18军53师157团2连，8连为一野6军16师46团1连。

　　新2营的5、8连调出后，344旅见要回无望，于1939年1月将344旅警卫营1连编入687团2营为5连，原2营6，7连不变。此时的687团下辖的红军连为12个，比原来少了一个红军连。

　　1940年2月，344旅扩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687团新2营（第二个2营）调出扩编为八路军二纵344旅新688团，改编为新688团3营。原687团特务连调出687团，改归八路军第二纵队特务连。

　　新688团3营后改编为新四军三师十旅28团3营，29团1营。至1949年2月，原687团新2营的三个红军连分别为：39军117师349团1连，117师警卫营1连和44军132师394团5连。

　　687团特务连调出687团后，先后改编为八路军二纵特务连、冀鲁豫军区警卫连。1949年2月改编为二野18军52师154团8连。而52师即着名的藏字419部队，后与149师互换番号，此后沿革为13军149师445团8连（猛虎红八连）。

　　新2营调出后，687团不得已第二次重建2营，2连与4连分别改编为687团新二营5连和6连。此时的687团下辖8个红军连，具体为：

　　1941年8月，新四军三师8旅22团抽调3营12连改编为8旅24团10连，1949年时为39军115师345团3营7连。此前关于诸仁桥围歼战的文章，志愿军第一个用爆破筒炸美军坦克的就是这个红七连。此时，687团下辖的红军连为7个。

　　1942年12月，新四军三师组建特务营，8旅22团10连奉命调入，改编为新四军三师特务营1连，后沿革为四野44军132师394团1连。

　　1938年7月，688团1营营部率2，3连调出组建344旅挺进纵队，1938年10月组建为八路军344旅特务团，1939年2月编入冀鲁豫支队。688团1营营部扩编为344旅特务团团部，2连、3连分别改编为344旅特务团2，1连。后344旅特务团与1，2连分别改编为新四军8旅23团与23团1，2连。抗战时期的沿革为：

　　1营营部带2、3连调出后，团主力1连留在了688团，原编入新2营的688团7连调回1营建制，并恢复原番号1营4连。此时688团的红军连队为：

　　1938年底，刘震率688团3营营部与10连、12连组建八路军344旅独立团，后编入冀鲁豫支队。688团3营营部扩编为344旅独立团团部，2，3连分别改编为344旅独立团2，4连。后344旅独立团与2，4连分别改编为115师教七旅19团与19团2，4连。历史沿革为：

　　→344旅独立团团部，115师教7旅19团团部（红军团），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一旅1团团部

　　688团3营10连→344旅独立团2连，115师教7旅19团2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一旅1团2连，6军16师46团1营2连，2017年军改后新疆军区边防374团某步兵连

　　688团3营12连→344旅独立团4连，115师教7旅19团4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一旅1团4连

　　延安教导旅集合各根据地汇聚来的很多骨干部队，可以说是我军拥有红军单位最多的部队。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主席接见的就是教导旅的领导，预言蒋介石必将灭亡。教导旅在前方硬顶7天，保障了中央安全撤离。后教导旅与新四旅（就是李云龙（实为王近山）指挥歼灭了日军战地参观团的那支部队）组建为西野六纵。

　　延安教导旅之后又经过多次整编、合编，教导旅一团的番号为西北野战军六纵16旅46团，49年2月番号为6军16师46团。1952年，六军的部队除大部改为农业师，精华缩编为四师12团，另有部分骨干部队改编为边防连。

　　1940年2月，688团改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新一旅1团，注意之前的三个营营部（红军团团部）已经先后调出，这时的新一团（688团，红75师）仅辖有红军连；4月，2营奉命与新一旅2团2营对调。历史沿革为：

　　2营调出后，新一旅1团（688团）还剩下3个红军连，分别为1营1连、4连和3营9连。此时，我军开始由四四制改为三三制，为加强新调入的2营战斗力，决定将4连调入2营，分编为4连、5连。同时，团特务连调归新一旅旅直。经过整编后的688团（新一旅1团）下辖红军单位为：

　　黄克诚率二纵主力东进后，新一旅留在了太行，后发展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16旅（另有部分编入中野九纵26旅，十五军44师），为王近山的拳头部队。新一团番号为六纵16旅46团，49年2月番号为12军100团。可以说原688团（红225团）的精华留在了太行山。

　　红十五军团成立时，红26军改编为78师，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先。当时，每个师下辖一个大团一个小团，红78师的两个团，232团团长王安太，政委黄罗斌；234团团长郭宝山，政委马丕雄。

　　劳山战役后，232团缩编为本团的1营、2营，234团编为232团3营。田守尧任78师师长，232团长韩先楚，政委周庆安。均为原红25军干部（这个自己体会）。

　　红军东征后队伍得到了发展，1936年4月中旬，红十五军团在大麦郊整编，75师的两个大团223团、225团分别整编为红73师、红75师，红78师番号不变。全军团的营改为小团。每师辖3个小团，每团4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排。红78师232团的三个营也分别扩编为232、233、234三个小团。

　　改编为八路军时，红78师分编为344旅687团、688团的2营。其中，红232团团部改编为687团2营营部，红232团前身为1933年11月8日成立的红42师第3团，所部编为687团2营5、6、7连；红234团团部改编为688团2营营部，红234团前身为红42师第2团与西北抗日义勇军，其1、3、4连编为688团5、7、8连。

　　红一军团红5团1连一部编为687团2营8连，红234团2连编为688团6连（前身为红25军224团3连）。红78师233团打散分编入各连。

　　1937年12月底，将344旅原红二十六军部队调出，组建689团。689团团部由原红78师师部改编而成，下辖三个营。二营由687团2营5，6，7连组建，三营由688团二营5，7，8连组建；晋东红军游击队与687团5连一部，688团5连一部组建为689团第一营，其中689团1营1连由687团5连一部改编，2连由晋西红军游击队改编，3连由688团5连一部改编，4连为抗日地方武装改编。广义上说689团拥有了9个红军连。

　　皖南事变前，与687团、688团相比，689团的红军单位相对固定，一直在689团的编制内（除1营2连调入旅特务团）。黄克诚率新二旅和687团挺进苏北组建五纵，把刘震率领的344旅（新688团、689团）留给了彭雪枫的四纵，344旅改番号为四纵四旅，全旅4500余人。

　　1941年2月，四纵改为新四军四师，四旅改番号十旅，辖28团（新688团），团长冯志湘、政委朱世金、参谋长晏盛旺、政治处主任温润生；29团（689团），王德荣任团长，王德贵任政治委员，张竭诚任参谋长，尤奋涛任政治处主任。

　　1941年初，日军向路西发动进攻，国民党汤恩伯、李品仙部不予抵抗，丢失大片国土。彭雪枫令四纵开往敌后，建设根据地。然而，日军突然停止了进攻回撤，汤恩伯部、李品仙部二十万大军返回身来对四纵的两万余人发起了攻击。我军当时刚刚展开，兵力分散四处建立根据地，被顽军集中兵力攻击，损失极大。此时皖南事变刚刚发生不久，虽然现在还未找到证据，但是从日军和国民党军的行动来看，相互配合迹象太明显了。

　　1941年3月3日，顽军骑八师3个团（马家军），其中1个骑兵团、1个炮兵团、1个步兵团，突然以闪电战术向蒙城南半古店29团1营发动进攻，将1营四面包围。因众寡悬殊且地处平原，适合马家军骑兵作战，经激战，副团长周世忠率80余名战士突围，营长李生贵、副营长惠占彪、连长陈天定等部分干部战士被俘，其余大部牺牲。

　　这只是此次反顽战斗中的一个战例，类似的还有很多。虽然日军和国民党军相互配合，但我军当时的应对也有问题，对国民党妄图消灭我军的决心认识不足，未能迅速集结，至被敌各个击破。3月中旬，新四军四师向东进行战略转移，避开顽敌的正面进攻，摆脱路西的被动局面。在三师九旅的接应下，战至4月撤至路东，收容后不足万人。

　　在最初改编为八路军的三个师中，仅出现两个叛变事件，一个是344旅687团团长张绍东、参谋长兰国清叛变，另一个也发生在344旅。

　　1941年9月，部队在过运河时，十旅第29团团长王德荣却和自己的俘虏、一个伪中队长一起叛变投敌了。史称“泗县(今洪泽县)南郑集叛逃事件”。

　　王德荣原任红78师232团团长，改编八路军时任688团2营营长，籍贯历史不详。据老同志回忆，“团长王德荣外号“王大个子”，身高1．85米。”他作战勇敢，打仗有两个习惯，“一是每次打仗不管是冬天夏天，都要脱光膀子打；二是每次打仗都要在手里提两颗手榴弹，特别喜欢用阎老西造的手榴弹，别人投50米，他能投60米。......”

　　王德荣叛变的原因，新四军军史认为是“因在半古店战斗中，该团遭受了重大损失，战后受到领导批评而心怀不满，加之环境艰苦终于悲观动摇”所致。王德荣叛变后，与张绍东一样，无影无踪。

　　王德荣事件发生后，政委王德贵（开国少将）被调出，由十旅参谋长沉启贤（开国少将）任29团团长，旅部组织科长田养泉（开国大校）任政委。

　　十旅进抵淮泗区之南区域后，11旅33团撤销，33团的1600余人补入十旅的两个团，十旅也将100余红军骨干（内营、团干部16名）调往四师。由于十旅对“一对一”的对抗打法有意见，1941年9月，经黄克诚提议，三师九旅与四师十旅对调（现在的说法是要把有红军基础的部队合兵一处）。这样，原344旅的主力又再次合兵一处，十旅兼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

　　1941年11月，我军实行主力地方化，将28团1营、3营并入29团，28团2营充实地方武装。这样，687团在三师八旅22团，老688团留在太行为新一旅1团，新688团番号撤销，十旅（344旅）仅保留689团（29团）。

　　29团1营缩编为新1营1连，28团3营改编为29团新1营2，3，4连。参看前面关于687团介绍，688团扩编为新一旅后，344旅由687团新2营扩编为新688团，这个28团3营即原687团的新2营。因而，此时的29团1营的四个连均为红军连。

　　对于主力地方化，刘震一开始想不通，找到了军部领导。刘政委给他讲解了一番，他方才深刻领会了主席“放手发动群众，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精髓。此后，十旅进一步分散，到了1945年再次整合在一起时，发展出了十旅和独立旅两个主力旅。虽然部队扩大了，但也给各连队溯源增加了困难，如要细分，非得另起一文，在此不再详说。

　　1946 年1月，东北民主自治军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三师番号不变。黄克诚仍任师长兼政委，刘震任副师长，洪学智任副师长兼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吴法宪。下辖四个旅三个师直属特务团：

　　第七旅（旅长彭明治，政委郭成柱）；第八旅（旅长张天云，政委李雪三）、第十旅（旅长钟伟，政委王凤梧）、独立旅（旅长兼政委吴信泉）。

　　七旅后调出组建东野六纵，而余下三个旅组建东野二纵，四个旅长三个为中将，难怪钟伟当了少将会不高兴。

　　1985年百万大裁军，原35个陆军改编为24个集团军，撤销11个陆军军番号。陆军39军整编为第39集团军，共下辖3个陆军师，辖2个红军团，4个红军营与18个红军连，1993年沉阳军区政治部统计，此时沉阳军区陆军第39集团军下辖的18个红军连为：

　　1998年裁军五十万，我军进行了新一轮改革。裁撤了3个集团军，原64集团军番号撤销，下辖190师改隶39集团军。原39集团军117师改编为武警机动师，划归武警部队建制。

　　117师的4个红军连随师调出，190师3个红军连随师调入39集团军。此时，39集团军拥有17个红军连，新调入的红军连为：

　　2017年开始的新一轮军改，39集团军的17个红军连都得到保留。其中，以陆军第39集团军为基础，调整组建为陆军x集团军，隶属于北部战区，下辖原39集团军所属的6个红军连。原39集团军的11个红军连调入新组建的另两个集团军。39集团军各红军连具体去向为：

　　第X集团军下辖6个红军连。某合成旅5个红军连，为原116师347团的第2，7，8，9连与警侦连；特战某旅1个红军连，为原115师345团7连。

　　第xx集团军下辖原115师所属的7个红军连，分别为原115师343团第1，3，5，6，7，8，9连。

　　第xxx集团军下辖原39集团军的4个红军连，分别为原116师346团第2，5，8连，115师高炮团3连。

　　下图为某合成旅制作的雕像，请注意那两个部队的代号。“清江部队”的历史则自然由346团（十旅28团）所在的合成旅继承。

　　解放军第三十九军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在中国革命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上，都起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是一支让在长征中的中央红军有落脚点的劲旅。假如没有这支部队，中国革命的历史就会改写。

　　解放军第三十九军，从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宣告正式成军之后，称谓多次变化，全面抗战开始时改为八路军三四四旅，东进时改为八路军二纵、四纵，南下苏北改为八路军五纵，皖南事变后改为新四军三师，挺进东北后为东北野战军二纵。这支军队，不论称谓如何变化，本色不变，军魂猎猎。

　　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三十九军猛打猛冲，军功赫赫，是令敌军胆寒的一支王牌主力军，更是创造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未尝一败的辉煌。从朝鲜回国后，三十九军长驻辽东，令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敢轻举妄动。

　　三十九军的强大战斗力，不仅来源于首任首长吴焕先、徐海东、刘志丹的勇猛传承，也归功于继任的黄克诚的细心打磨。三十九军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后任领导不尊重历史另起炉灶的怪事，后任者在继承前辈的优良传统的同时，耐心改造前任的些许不足。

　　我们所熟知的“不抛弃！不放弃！”就来自于三十九军“钢七连”（红26军红三团1连）的口号，很好地诠释了三十九军这支队伍的韧性和刚性。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红军顽强奋斗百折不饶的的精神积淀了下来，猛打猛冲猛追的战斗作风在延续，红色的血脉代代传承，三十九军终于越打越强，战无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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