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网站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着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社会科学学院原院长李强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2月12日14时19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

　　李强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是社会分层与流动、城镇化与城市研究、社会治理等研究领域的领军人。他强调一手资料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坚持社会学应该探讨中国社会“真”问题，学术研究要真正服务人民群众。李强是国内最早主持和开展全国性大样本抽样调查的社会学家之一，为中国定量社会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李强逝世后，学界和社会各界很多人发文缅怀、悼念他。12月12日晚，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公众号“当代中国研究院”以《缅怀 社会学家李强：天下第一等的好事还是读书》为题，刊发了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周晓虹2019年12月对李强进行的口述历史深度访谈文章。

　　在这篇访谈中，李强讲述了自己的家世与成长、求学、从事社会学研究的经历。他提到，他1978年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时，学校还没有社会学专业，也没有社会学的概念。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天，他在外文图书展上发现有归类社会学的书，并感到社会学很有意思，此后便一步步走向社会学研究道路。

　　他说，得益于在北京四中学习时期打下的良好英语基础，1978到1985年间，他将很多重要的社会学着作都读了。“我的社会学基础大体上是自己读书读出来的。”

　　李强的父亲籍贯五常（解放前归吉林，解放以后划归黑龙江），曾一个人从东北到北京，并在1930年代考上北大物理系。之后，李强的父亲先后在北大和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冶金工业部工作，是“一个全国重要的有色金属、冶金采矿专家”。

　　李强的母亲是着名古文字和考古学家于省吾的大女儿。生于1950年5月的李强，是在外公家出生和长大的。“因为外公会考古，所以经常有人来找他。郭沫若、齐燕铭都来过，还有当时搞古文字比较有名的唐兰、容庚、顾颉刚、金毓黻、陈梦家以及一些名流张伯驹等都经常来。”

　　李强1963年小学毕业后考上北京四中。“我生活那个时代，一般的家庭、家长就是让孩子玩，几乎完全没有课外教育、没有补课、补习班等，也不时兴家长教孩子，没有这个概念。我从1957年到1963年，小学6年，家长没教过我任何东西。我父亲数理化那么厉害，从来也没有教过我，父亲会多种外语，并没有教过我任何一种外语。”李强当时回忆，他连英文字母a、b、c都是上中学才开始学的。但上北京四中以后，李强发现，有同学外语很好，连微积分也学过了。他因此受到激励，开始拼命地读书学习。

　　李强在临近高考前得知高考取消了。1968年，李强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下乡，此后在东北9年，从事过盖房子、种庄稼等各种劳动。他虽然白天干活很辛苦，但夜晚却常常熬夜读书。

　　1978年，李强参加高考考进中国人民大学。上大学以后，酷爱读书的李强读书无数，读学校图书馆的书还不够，还常去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借书读。

　　关于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选文科的原因，李强说，“我后来学文科，实际上是因为恢复高考以后来不及复习了，理工科也确实不适合我这种数理化荒疏多年的人。”“另外我考大学的时候都28岁了，也不太适合考理工科。”

　　在上述访谈中，李强回忆，“我1978年上学的时候学校还没有社会学专业，也没有社会学的概念。”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在1978或1979年的某一天，李强在一场外文图书展上发现了很多归类为Sociology（社会学）的书，“看着看着就觉得社会学这个学科很有意思”。

　　“我接触社会学与我英语好是有密切关系的”，李强当时在访谈中说，他当年进北京四中后就发现，有些同学的英语滚瓜烂熟。他大吃一惊，于是开始狂背英语，因此英语基础打得比较好。

　　后来下乡期间，他的英语学习也没有中断，他当时虽在黑龙江边疆，但仍订了一份叫《Peking Review（北京周报）》的英文报纸。因此，考大学时他英语分数很高，只是当时英语不算进高考总分。

　　李强说，“我在1978到1985年这7年间没少读书，这7年间很多重要的社会学着作我都读了，包括费老（费孝通）的一些着作。1982年以后社会学变得很流行，也很成体系了，主要的社会学着作都是在这期间系统读的。”

　　他回忆，他读的书大部分是外文书，尤其是社会学，因为当时中文书出版很少。他读的社会分层的书很多，他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叫《美国工会运动中的集体谈判》，是研究美国的工会机制和工资机制，这完全是看英文资料研究的。

　　1984年郑杭生（社会学家）从英国回国，在中国人民大学创建社会学研究所。当时，临近要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李强找到郑杭生表示想留校，并于毕业后顺利留校。

　　“当时我的一个主要工作是在学校教学，那时开了很多新课程，包括社会学理论、社会学方法、定性、定量，什么都讲。当时系里没几个老师，没人讲方法，所以自己就是赶紧看书，看完书就讲。”李强回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学在社会上突然变得很热门，我们都是在几百人的大教室里讲课，往往是好几百人听课，在人大也是很大的教室。”

　　也是在1980年代，李强获批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北方的经济模式和南方的经济模式的差异，田野调查主要是研究浙江温州和河南新乡的区别。后来他将相关成果写成了《中国大陆的贫富差别》一书。

　　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期间，李强由于多次组织全国大规模社会调查，发表了不少社会发展方面的文章、论文，公布了很多一线的全国经济社会数据，因而受到了比较多关注。

　　1999年，李强离开中国人民大学，转到清华大学工作，负责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复系重建工作，并任首任系主任。

　　“关于究竟怎样开展清华的社会学学科建设，当年，境内外很多的学术界友人都帮助出了很多主意，当然，在一起讨论最多的是三个人：沉原、孙立平和我。”李强在访谈中回忆，他们认真讨论了未来有影响力的学科方向和清华社会学发展方向的布局。一个是关于中国的现代化、社会结构与社会转型研究；第二个是城市社会学，考虑到清华是工科强校，城市研究基础雄厚，社会学应该与工科相结合；第三是医学社会学。建系后，除了基本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以外，又发展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网络、大数据等等。

　　“记得建系不久就迎来了教育部第一轮全国高校学科评估，清华社会学名列社会学学科第三名，对于刚成立的学科来说实属不易，也体现了学术界对于清华社会学的认可。”李强说。

　　他在上述访谈中谈到，“我本人关于社会学的主干研究领域是社会分层，从我八十年代写硕士毕业论文到入门社会学，我的主线始终是社会分层。因为社会分层真的是社会学的根基之所在，没有社会问题不涉及到社会分层的。”

　　在李强看来，社会分层是社会学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甚至是属于社会学命脉型的领域。基层社区治理、社会治理则是社会学很好的抓手，且社会治理、基层社区治理能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

　　12月12日，清华社会科学学院发布的讣告中说，21世纪初，在结合数据分析和客观全面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李强教授提出中国社会“倒丁字型”结构，后根据社会结构变化实际又提出“土字型”社会结构，为中国社会分层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2013年，李强教授提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认为城镇化并不单纯是城市建设、发展问题，而更加是人的问题，城镇化是为人服务的。2014年，李强教授启动“新清河实验”，深入一线，躬身调研，开创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新思路与新路径，成为新时期社会治理研究的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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